高杠杆炒股开国上将向毛主席要钱未果，反被主席敲竹杠，搞笑程度堪比亮剑

“1936年腊月二十八的深夜，老贺高杠杆炒股，你说主席那边真有钱吗？”王平按下电话机，转头半开玩笑地问。屋外北风卷着沙尘，涌进黄河渡口的帐篷，煤油灯晃得影子忽长忽短。

当时的红二十七军刚接防黄河一线，账面只有一百块现洋，压根发不出下一顿口粮。王平心急如焚，他这个新任政委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，谈什么鼓舞士气？犹豫片刻，他狠狠心，给中央拍了封电报：经费紧缺，望速拨三千。电报发出，回信却只有两个字——“无款”。

王平不甘心，又挂了越洋电话线。毛主席接起电话，语调慢条斯理：“三千没有，一块也没有。办法人想，实在想不出，先睡一觉，醒了再想。”一句话把王平噎得说不出声，却也忍不住笑——主席把没钱这件事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还带点顽皮味。

电话搁下，王平与贺晋年琢磨对策。恰在此时，情报员报告：附近有户联保主任囤积五百担高粱和现银牟利，还不让红军过围子。机会来了。俩人拎着警卫员直奔县衙。县长见二人气势汹汹，腿肚子直哆嗦。贺晋年板着脸，一口气数落对方的投机行径；王平则敞着军大衣，一副调停姿态，“联保主任未必真想当亡国奴，改正还能抗日。”

县长赶紧把联保主任叫来，两耳光后，粮食和现银痛快交割——五百担粮、五千块现洋。筹饷行动零伤亡，部队的灶口总算稳了。王平越想越得意，当晚又给延安挂电话，眉飞色舞汇报战果。

毛主席隔着电话连连称好，忽然话锋一转：“小王，你先说千把块就行，如今揽来五千，这可算是‘超额完成’。中央也紧巴，钱粮得分一半。”王平急得直跺脚，“主席，咱弟兄刚喘口气，您可别再掏空锅底。”主席在那边笑得爽朗：“留两千，剩下我派人去取，成交！”木已成舟，王平只好认栽。挂断电话，他苦笑一句，“这回是真被‘敲竹杠’了。”

表面看是一段插科打诨，背后却是生死关头的博弈。彼时全军最缺的不是枪炮，而是活人要咽下的干粮。中央、前线一样紧张，谁也没有“金山银海”。毛主席要的不仅是经费，更是让部队学会自力更生。王平后来回忆，那通电话“看似玩笑，实则给二十七军上了一堂经济动员课”。

说到王平，人称“王大个子”，可别被外号骗了，他不仅个头高，脑子更灵。他十九岁入鄂东南农协，识文断字，是当时少见的“知识分子”。初进红军，他扛着石灰桶到处写标语，靠嘴皮子、笔杆子打前阵。石恒中政委一眼相中，把他调进纵队宣传队。再后来机枪连缺文书，部队里没人会算账，王平被推举做师爷。广东籍连长口音重，把“王惟允”喊成“王嗡嗡”，他干脆改名“王明”，自己却闹腾得难受。直到陕北会师，他鼓起勇气向毛主席请求改名，张爱萍提议叫“王平”，主席提笔重写任命书，这才定了终身。

长征之后，王平一路担任师、团、总队、兵团、志愿军到大军区政委，职务升得快，可他自称“天生只会做思想工作”。湘江突围、四渡赤水、直罗镇鏖战，他每到一处都先盯后勤。枪炮的响声能震住敌人，后勤的口粮才能稳住自己。他常讲，“红军不是苦行僧，兄弟要打仗，就得吃饱。”这话听来朴实，放到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，却是最硬的真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毛主席后来几次在延安干部会上谈经济工作，总爱拿王平这桩“筹饷”做例子：“人手里没钱不丢人，脑子里没办法才丢人。”底下哄笑一片，王平也只能尴尬陪笑，可他心里明白：自己那点苦于筹粮的小聪明，比起主席想的“大后方”战略，只是九牛一毛。

抗日全面爆发后，王平奉调晋察冀军区，出任三分区政委。那里平原、山区交错，白天打游击，晚上搞民兵，思想工作要跟地形一样讲究变化。晋察冀政治部的《生活报》后来风靡整个抗战根据地，幕后主笔正是王平。他把土得掉渣的民谚改编成短评，把复杂的国际局势用三百字讲清楚，老乡们听得懂、记得住，这股“灶台文化”可比洋洋万字的理论更接地气。